近日，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关于推进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创新以实现可持续、安全和可靠的美国生物经济的行政命令》，旨在推动美国本土生物技术研发，减少生物技术依赖于中国。此事随即在全球引起轩然大波，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市的CXO龙头股，尤其是国际化CXO概念股，股价应声大跌，哀鸿遍野。

法案涉及倡议加速生物技术创新，并在多个领域发展美国的生物经济。法案细则涉及生物技术、生物创新为新动力的健康、农业、能源、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及国家经济多个领域，这项法案与我国推行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生物经济相似度很高。

9月14日，白宫举办的 《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计划峰会》上，宣布提供20多亿美元的资金以推进拜登总统的这项行政命令。不难看出20亿美元投入整个生物科技领域数额并不大，而且这些费用不止针对医药，还需要分散到燃料、化肥、食品和材料等多个方向。尽管感觉美国这波操作给人“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收尾，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该法案在提及振兴美国国内生物产业的同时剑指中国，特别提到“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要巩固美国生物制造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

近几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国产替代已在国内掀起热浪，特别是生物技术及生物制造领域尤为明显。疫情发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调整医药供应链布局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另外部分国家也加强了国内生物医药的独立自主研发能力。面对新冠疫情，中国政府及国内生物企业加大了相关药物和疫苗的研发投入,开展了各类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随着新冠肺炎及其他各类传染疾病的基础研究加强，相关药物和疫苗研发等投入持续加大，各类疾病检测设备和原料试剂的研发生产也更加受到重视。

随着国际形势不断发生变化，为提升国家自主可控能力，减少对进口产品依赖、降低断供风险，国家卫计委在2020年8月发布了《关于扩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培育壮大新增长点增长极的指导意见》，加快生物产业创新发展步伐，促进生物技术大力发展。今年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印发的《“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也明确指出了紧紧围绕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发展变革趋势，引导创新资源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经济区集聚发展，培育一批**龙头企业。《规划》明确了生物经济发展的具体任务，要着力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到2025年生物经济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

生物试剂的研发和生产是技术密集型行业，对于专业化技术要求较高。我们国家在这个领域内“底子薄、起步晚、发展慢”，和芯片行业一样，一直存在“卡脖子”的现象，许多高纯度的原材料制品极度依赖于国外厂家的供应。众所周知，CGT行业内的细胞制品原材料的选择是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通过风险评估从而建立与之相应的风险控制策略，通常会有以下几种考虑：

1、在产品研发早期就开始设计所用原材料的类别并分析其可能的风险，可根据我国现行版《中国药典》三部中“生物制品生产用原材料及辅料质量控制规程”及国外相关技术要求对原材料的风险等级进行评估并分类，同一种试剂或材料，优先选择低风险级别的，如药用无菌制剂优于药用制剂，药用级优先于非药用级、GMP级优先于非GMP级、非动物源性优先于动物源性材料等；

2、根据对每一种原材料风险评估的结果建立相应的质量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放行标准，并在产品研发过程中不断分析关键原材料质量对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不断改进关键原材料的质量要求；

3、对于研究级别的生物源性的原材料，不仅要设置安全性质控项目（如无菌、内毒素、支原体、分枝杆菌及外源病毒污染的检测等），还要考虑纯度、效价或对细胞活化、增殖的生物学效力的质控项目。动物源性材料的质量控制，如牛血清，需至少按照已有的国家标准或要求进行原材料质控及放行；

4、对于自行研制的原材料，如某种特殊要求的细胞因子，不仅需要建立质量标准，还需要有制备工艺及其工艺验证等数据支持，有的高风险的原材料甚至可能还会要求开展动物体内的安全性评估。此类原材料的检测要求需要根据其使用方式、下游工艺的清除验证数据以及潜在风险来确定。辅料的选择及控制要求同样是基于风险评估的原则，因辅料是与CAR-T产品一同进入患者体内，因此，选择低风险的辅料以及严格控制辅料风险是基本原则，如一种辅料同时存在几种风险等级来源时，应选用风险等级低的辅料；对于高风险等级的辅料，应在产品研发的早期评价使用这些辅料的必要性, 并寻找其他替代物或替代来源。